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古人的经济学思维奕劻曾国藩(APP内全文阅读)完结版

精彩内容试读

　　元朝是蒙古族所建立的政权，初称为蒙古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称国号大元。
　　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建立元朝。1272年，定都燕京，成为大都。元世祖就是忽必烈。于1279年灭亡南宋完成统一。蒙古部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后，接着击败金国，占领南宋，控制统一了中原以及北方的广大地区。由忽必烈建立元朝，大都设在北京。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元统治者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者省，由中央委派官员管理，元朝的行省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宣政院是中央政府最早设置的管理***地区的行政机构。在经济上，元朝重视贸易，陆路和海上贸易相当发达，施行开放自由的宗教信仰政策，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以畜牧业、渔猎业为主；西北各族也经营畜牧业和农业；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吐蕃藏族，也有自己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云南大理白族等各族人民，以从事农业为主。
　　1.1 扩大耕地，官私分明
　　元朝经济大致上以农业为主，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可汗进入中原之初，惨酷的屠杀和劫掠，给北方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毁坏。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期，曾打算尽杀汉人，把耕地都变为牧场，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不如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这个建议受到铁木真的采纳。窝阔台之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
　　元初因战争破坏，北方耕地荒芜严重，南方破坏较少，故屯田多集中在今河北、山东、陕西、江淮、四川一带，如枢密院所辖河北军屯，垦田达一万四千余顷，洪泽万户府所辖屯田达三万五千余顷。边区亦广泛开展屯田，据《元史·兵志》不完全统计，全国屯田面积达十七万七千八百顷之多。南方农垦发达地区，则多与水、与山争田，前者如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见于滨江海湖泊之地；后者如梯田，行于多山丘陵之地。元代耕地面积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芜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扩大。
　　边疆地区的屯田，主要有蒙古地区的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吉利吉思、谦谦州、益兰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杭海（今杭爱山）、五条河、称海、和林、上都等地，东北的金复州（今辽宁金县）、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咸平（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茶剌罕（今黑龙江绥化、安庆一带）、剌怜（今黑龙江阿城南）等地，西北的忽炭（今新疆和田）、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别失八里、中兴、甘州、肃州、亦集乃等地，云南的威楚（今云南楚雄）、罗罗斯等十二处。其中刘好礼在益兰州，哈剌哈孙在称海，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屯田成绩尤著，他们将中原地区的先进耕种方法和农具、种子，推广到边区，使当地农业生产或从无到有，或改进了耕作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粮食自给率。水利建设则以云南、宁夏地区最为成功。
　　宋真宗时推行的占城稻在元朝时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农业生产继续发展，1329年，南粮北运多达三百五十多万石，这固然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剥削的沉重，但是也说明粮食生产的丰富。这一阶段，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发展，茶叶、棉花与甘蔗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江南地区早在南宋时已盛产棉花，北方陕甘一带又从西域传来了新的棉种。1289年元廷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木棉提举司，年征木棉布十万匹。1296年复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反映出棉花种植的普遍及棉纺织业的发达。元朝水利设施以华中、华南地区比较发达。元初曾设立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专掌水利，逐步修复了前代的水利工程。陕西三白渠工程到元朝后期仍可溉田七万余顷。所修复的浙江海塘，对保护农业生产也起了较大作用。元朝农业技术继承宋朝，南方人民曾采用了圩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梯田等扩大耕地的种植方法，对于生产工具又有改进。关于元朝的农具，在王祯的《农书》中有不少详细的叙述。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采取了奖励发展生产，严禁侵民害稼、广兴屯田等措施，很快使中原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复苏。元政府还颁布诏令，鼓励垦荒并减免赋税。这些措施都极大的鼓舞了人民垦荒的热情，开垦的成绩十分显著。一二八八年,全国开垦荒田。三千七百五十顷,到一二九一年达到了一千九百八十三顷。由此可见当时农业恢复的速度，水利的兴修对保证农 业生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元朝政府对于兴修水利十分重视。一二七零年在中央成立了,
　　“司农司”久改为“大司农司”，门掌管农桑水利，在地方设“河渠司”负责兴修水利，修建河堤,在相关机构的指导下，一大批水利设施修建起来，单单疏通河渠一项,就有浑河、滦水、冶河三白渠等。
　　针对黄河流域多年战乱、生产凋敝的现状，为了指导各地农业生产,元朝政府还专门组织大司农司，编纂了《农桑辑要》这部书。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农书，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与前代相比，元代农业的发展更体现在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上。元帝国曾多次签发军民，到漠北进行屯种，对于这些屯田的军民，政府颁给农具粮食、具和衣物，以帮助他们进行生产。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哈拉和林地区。一二八三年，政府命令西京宣慰司送牛一千赴和林屯田，哈刺哈孙出掌和林行省后，选择军中懂得耕稼的人前往各部落中叫民种植。由于他的努力和林地区的富庶，可以与内陆相媲美，元代农业取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元代农业生产的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新的水平。农具的改进尤其显著。耕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比宋代有所发展。镰刀种类增多，还创造了收荞麦用的推镰。水力机械和灌溉器具大有改进，水轮、水砻、水转连磨等更趋完备，牛转翻车、高转筒车已有使用。
　　元世祖为了清查土地征收赋税曾实行过土地所有者自报田地的经理法，由于未能确实执行，1314年元仁宗又派大臣往江浙、江西、河南三地实施经理法，但实施结果仍然弊端极多，人民纷起反抗，以至仁宗不得不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二年，最后不了了之。
　　同时建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由劝农司指导、督促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并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选用官吏的标准。政府还编辑出版《农桑辑要》，推广农业生产先进技术，保护农业劳力和农民耕地，禁止占民田为牧地，招集逃亡，鼓励垦荒，储备种子，兴修水利，使全国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了元世祖时，关中小麦已盛于天下，产量年年增加。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大种经济作物棉花，设木棉提举司，岁输木棉布10万匹。
　　棉花种植在江南各地和陕甘一带广为流行。中后期已推广至全国各地。1289年政府在浙东 江东 江西等地设木棉提举司，年征棉布10万匹，又规定江南各地夏税折征棉布。棉花的广泛种植对改变我国人民衣着有重大意义。由于政府采取了不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在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下，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关中、两淮、山东的恢复最为显著。河南由于流民纷纷返乡生产，致使地价猛涨，为原来的十倍、百倍。南方的农业生产破坏较少，在南宋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元朝为满足政府和贵族需要，各级政府和王公贵族皆办有手工业。官办手工业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规模大，产品多。有些产品不计时间、不计成本，十分精良，非北宋官营手工业可比，但工匠待遇十分低下，效率很低。
　　民间手工业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一些城镇和纺织业中出现了作坊，如杭州已有拥有四五台织机、雇工十余人的丝织作坊，雇工除领取工资外尚免费提供衣食。民间手工业设备和生产条件差，但生产效率高，成本低，有些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质量超过官营手工业。
　　棉纺织成为江南农村普遍的家庭副业。在棉纺织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松江乌泥泾（上海县）人黄道婆。她原是童养媳，在海南岛黎族地区生活了30年。她把从黎族人那里学到的纺织技术加以改进。在松江推广了搅车、弹弓、卷篷、纺车、拨车、轩床、线架、织机等工具，又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方法，产品有被、缛、带、毛巾等，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印染术也有很大改进，能染青花布，有人物花草等，永不褪色。
　　元朝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种。官田主要来自宋、金的官田，两朝皇亲国戚、权贵、豪右的土地，掠夺的民田，以及经过长期战乱所形成的无主荒地。元廷把所掌握的官田一部分作为屯田，一部分赏赐王公贵族和寺院僧侣，余下的则由政府直接招民耕种，收取地租。其屯田的数量极大，遍及全国，其中以河北、河南两省最多。其中民屯是役使汉人屯垦收租，军屯则分给各军户，强迫相当于奴隶的“驱丁”耕种。私田是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占地以及少量自耕农所有的田地。元朝以大量土地赏赐寺院，例如1316年元仁宗曾赐给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华严寺百顷。元朝也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农，然而地位很低下，生活十分困苦。
　　元代中期以后，由于统治机构的***和地主阶级剥削的加重，以及水旱灾荒的频繁，农业生产的发展呈现停滞、衰敝现象。元成宗铁穆耳以后，劝农机构形同虚设，水利建设渐见减少，军民屯田多有废弛，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户逃亡破产者增多，大德、至大、天历、至正年间都有大规模天灾发生，农业生产破坏日益严重。
　　众所周知，古代王朝多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税是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能否保障农业的税收，便成为历朝历代兴衰的标志之一。而元代与其他中原王朝的最大不同之处便是对于农业税的重视程度。
　　元代发源于蒙古大草原，其前身为大蒙古国，虽然在入主中原之后吸收了不少儒家的治国理念，然而，其封建贵族制并没有被废除，因此，元代的贵族仍然享有许多特权。正因为元代贵族特殊的政治地位，从而导致元代的选官制度难以采用面向全体士人的科举制，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纵观中国的古代王朝，大多是通过控制士人的方法，进而控制地方行政，最终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但这一点在并未全面普及科举制度的元代则很难实现。
　　因此，在元代，农业税并不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北游路·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说道：“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以苦宋公田之累，以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有以招徕而深结矣。”可见，元代的农业政策是十分宽松的，这种宽松政策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科举不兴，导致国家对地方把控能力的下降。
　　元代的农业经济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各种现象。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然而在边疆地区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县一个矛盾现象;从土地所有制的角度看,中原地区早已存在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但自中唐以来日渐衰亡的官田又死灰复 然而发展了国家土地所有制，这又是一个矛盾现象;从生产力的主体——农业劳动者的角度看,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在某些方面确有改进和提高,但是作为工具和技术主体的广大人民，对封建国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却在增强之中，这是第三个矛盾现象。
　　1.2 交通改善，继往开来
　　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海运航线的开辟、遍布全国驿站的设置，使元代交通运输业有了新的发展。
　　元灭南宋后，全国实现统一，南北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粮食及其他物资，多由江南供应。江南物资主要依靠运河北运。由于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其不便，故忽必烈时有重开运河，另辟海运之议。
　　元代大运河是逐步开凿完成的。其中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淮安经扬州至长江的扬州运河，大抵为隋代旧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黄河下游；自山东东平境内的汶水南下与黄河相联接的济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开凿；自山东临清经东昌（今山东聊城）到东平路须城县西南安山的会通河，二十年开凿；通州至临清段为御河（今卫河），大都至通州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开凿。
　　元代海运是指国内近海航运。始于至元十三年，时伯颜下临安，取南宋库藏图籍，招海盗朱清、张瑄由崇明入海道运至直沽，转至大都。十九年始命罗璧、朱清、张瑄造平底船运粮。其路线几经开辟，至三十年形成，由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至直沽。
　　运河的开凿和海运的开辟，对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官民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运河通航后，岁运米至大都五百万石以上，来自江淮、湖广、四川及海外的各种物资、旅客源源不断地运至大都；海运粮到元代中期时达二三百万石，天历二年（1329）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据估计，河漕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三四，海运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七八。
　　江南的粮食通过水路运往北方，在古代称作漕运。隋唐时漕运主要依靠大运河，但大运河在宋金对峙时已淤塞不通。元朝统一后，需要把南方的粮食和物资运到北方，大运河的重新开通具有重要的意义。元朝初年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把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开通取直，从杭州到大都比 ,原来经洛阳到涿郡的水运线缩短了500多公里。
　　元朝开通的大运河，山东境内一段的水太浅，解决不了运输大量粮食的问题，元朝 统治者不得不依靠海运。满载的海船从刘家港入海，沿海岸线北上，10天左右即可抵达直沽。一艘大海船可载货数千石，运量大大超过运河船只，运输成本也比河运低。元朝政府 拥有海船900多艘，海运是元政府保证财赋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
　　泉州成为了当时最大的港口城市。元政府在那里设有市 ,舶司，管理对外贸易。那时候，有近百个和地区的货船云集泉州，大量的瓷器，丝绸和金 银在那里出口。胡椒，丁香和钻石等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泉州。而对外贸易的另一种方式 是丝绸之路。由于蒙古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来往贸易便相对容易。大量的出口贸易也是元朝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
　　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全国各地设有驿站（见站赤）一千五百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在驿站服役的叫站户。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其任务主要是传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北至吉利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乌思藏、大理，西通钦察、伊利二汗国，所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站、铺的设立，有利于国内交通的发展和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马可波罗书中最有趣的描述之一是他勾画的中国南北两地经济活动的图画：中国北方，他继续称为契丹（该名来自原契丹人）；中国南方，原来的宋王朝，他称为蛮子。从他的书中，我们知道了在中国北方已经开采煤矿。“从山上矿层中开采的一种黑石头，像木头一样地燃烧，它们很好烧，以致整个契丹不烧其他燃料。”水路的运用同样使他吃惊，他尤其提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动脉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这条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运载的货物比***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条河和任何一个海都要多。”他还说，“每年沿该河而上的船就有20万条，更不用说顺水而下的船只了。”他还提到了帝国运河的经济作用，这条运河是忽必烈时彻底凿通的，经这条运河，大米可以从长江下游运到北京。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关于杭州的商会，马可写道：“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纸钞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业交流，马可打趣地称纸钞为点金石。“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中国人强烈的商业意识也令这位威尼斯人惊诧。他不断地回忆起那些丰富的场面：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锻（很厚的丝织品）和锈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马可波罗以同样赞赏的语调描述了中国的主要市场：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最繁忙的地方是原南宋都城、京师（Quinsai，浙江杭州），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并没有丧失它以往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因为它现在与蒙古大帝国的一切贸易联系起来，商业贸易还获得了发展。马可把它描述成中国的威尼斯。首先是作为最大的食糖市场而提到它。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世界。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以及波斯和***教的商人们。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元朝最大的货栈仍要算马可波罗所记的刺桐，“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这些记载得到了***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证实，他在1345年左右谈到了刺桐［泉州］。
　　显然，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市场与印度和马来亚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按马可波罗的陈述，大批中国船只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带回“黑胡椒、良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们因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从另一些史书中，可以了解到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与特拉万可和卡纳蒂克的大公们缔结了真正的商业贸易协定。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国促使了两国之间的频繁交往。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环境的包围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他们派人到中国获取诸如丝、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当时的波斯袖珍画像开始显示出中国工匠们的影响。反过来，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马具装备、盔甲、青铜器和搪瓷制品输往中国。
　　最后，马可波罗的游记和佩戈洛蒂（Pegolotti）撰写的《贸易实践》都证实了这一点：蒙古征服使中国社会与欧洲发生联系。到13世纪末，贯穿大陆的两条路把欧洲与远东联系起来。第一条路是从钦察汗国到敦煌，对欧洲人来说，它起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据点，更准确地说，起于顿河河口处的塔那。该道的主要驿站有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即蒙古钦察汗国的都城，接着是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逻斯和八拉沙衮。从伊塞克湖起，有一条小道进入蒙古，途经叶密立河、也儿的石河上游［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该路南通北京。从伊塞克湖西端出发的另一条小道，通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哈密和甘肃肃州，然后进入中国本土。第二条路是穿过波斯的蒙古汗国，它的起点或者是特拉布松希腊国都城、黑海边的特拉布松城，或者是从法属叙利亚附近的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国最繁忙的港口刺牙思。无论从哪一个起点，该路都要穿过与波斯的蒙古汗国保持紧密联系的属国、小亚细亚塞尔柱克苏丹国的东境，然后到波斯汗国的实际上的都城桃里寺。从桃里寺起，主要驿站常常是可疾云［加兹温］、刺夷、莫夫［马里］、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塔什干（当时名柘析）、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和甘肃。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即从莫夫到巴里黑、巴达克山、喀什、于阗、罗布泊和敦煌。经过这些不同的商路，从远东来的商品被直接运往欧洲。
　　除了这些与古丝绸之路一致的陆路外，蒙古征服还重新开通了海路，或称香料之路。北方的丝绸之路为元朝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在南方，元代的海上贸易同样发达。“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正是描绘的元代海运贸易的繁荣。即便是相比于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的宋代，元朝无论在贸易对象的数量上，还是贸易货物的种类上也都超过了宋代。元代商业繁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纸币的普及。这显然是受到了宋朝的影响，原政府本打算依靠纸币的发行来进一步控制经济，但无奈其国家制度依然保留了大量的游牧民族特色，分封与集权并存，这种政治制度极大的削弱了皇权，因而导致终元一代，元朝政府始终不能做到对国家各个领域的有效管控。当***人和塞尔柱克人统治的伊朗一直对欧洲实行关闭时，而波斯的蒙古汗们则对要经海路去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们敞开了他们的领土。从报达哈里发朝的灭亡到***教在波斯汗国内获得最后胜利的期间，天主教的旅行者们可以从桃里寺到霍尔木兹，畅通无阻地穿过伊朗，然后从霍尔木兹码头乘船去塔纳、奎隆和刺桐。正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鄂多立克的旅行就是沿这条路线旅行的典型。反过来，来自中国的丝绸和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在霍尔木兹卸下，由商旅们带着通过蒙古统治下的波斯到达桃里寺大市场，然后由此分发到***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刺牙思。
　　必须强调的是，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重新开通了自上古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这是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
　　1.3 重商轻儒，放宽政策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一直奉行的经济政策，起源于战国时期。统治者企图靠这种思想稳定社会秩序，可是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只适合用来维护社会稳定，带来短时效的发展，却不能跟随社会潮流促进长远的发展。重农抑商在本质上就是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也就是说只要有中央集权制度就会有重农抑商。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政策也会相应发展，元朝就是一个典型个例。元朝的统治者来自游牧民族，他们极其重视商业的发展。由此，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很快便打破了重农抑商政策，大肆发展商业，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朝商业的繁荣其实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原因，这跟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
　　“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而“征商之税，有住税而无过税”，即货物只有交易成功以后才收取说税费，而在往来运输的过程之中不需要纳税。这种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另一个促进元代商业发展的因素便是其官大的疆域。元代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再加上四大汗国，其疆域基本上覆盖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 因此带来的好处便是：从欧洲出发经丝绸之路到达元大都，只需要二百七十天左右，且一路上平安无事。这种便利的条件极大地刺激了元代贸易的发展。
　　元朝的商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政府对许多商品进行垄断，垄断形式不同，部分金、银、铜、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铅、锡由政府卖给商人经营；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手中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善于经营，出现了许多大商贾。
　　政府直接控制对外贸易，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泉州、上海、温州、杭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外国商船返航，由市舶司发给公验、公凭。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布、花瓶、漆盘、陶瓷器、金、银、铁器、漆器、药材；进口的商品有珍宝、象牙、犀、钻石、木材等等。总的看，整个城市商业活动比较繁荣。大都（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马可·波罗当时有这样一段精彩记叙：“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门，还有不少附郭。居住在这些附郭中的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或是来进贡方物的，或是来售货给宫中的，所以城内外都有华屋巨室，有的是贵族居住的，有的是供商人居住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专门住宅。
　　国外运来的价钱昂贵的珍品和各种商品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比。来自各地的货物，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天进城的有成千车。还有不少丝织品。”除了大都（北京）外，全国各地还有杭州、苏州、广州、泉州、扬州、镇江、开封等地。元朝的商业操纵在政府、贵族、官僚、大商人手中，政府规定，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农具，实行专卖，政府抽利。寺院、道观也经营商业，从中取利。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大臣，通过其奴仆进行商业活动。民间大商人非常富有，有人说：“人生不愿万户候，但愿盐利淮西头。”讲的就是当时盐业商人的情况。当时国内南北物资交流畅通，从南运北的商品有米、麦、绸缎、棉布、陶瓷。从北运南的商品有北方土产和来自西域的商品。由于蒙古族当时统治的地域幅员辽阔，也就造成元朝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交往，是继唐朝之后又一个比较频繁的时期，对当时整个当时亚洲的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朝通过专卖政策控制盐、酒、茶、农具、竹木等一切日用必需品的贸易，影响国内商业的发展。可是元朝幅员广阔，交通发达，所以往往鼓励对外贸易政策，因而终元之世对外贸易颇为繁盛。元朝的对外贸易主要采取官营政策，并禁止汉人往海外经商。但实际上私商入海贸易的仍然很多，政府始终无法禁绝。元代海外贸易输出入商品，大体上与宋代相同。但奴隶贸易却有相当规模，贩运进口的有“黑厮”和“高丽奴”。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物资交流频繁，从而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发展。元朝时临安仍改名杭州，其繁荣并不因南宋覆灭而衰退多少。由于北方人纷纷南迁，城厢内外人口更加稠密，商业繁荣。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地位重要，水陆交通便利，驿站最多，不但是南方国内商业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江浙行中书省居各行中书省征收的商税和酒醋课的第一位，城内中外商民荟萃，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还有古印度等国富商所建的大厦。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东方第一大港，货物的运输量十分巨大，泉州的税收仅次于前朝首都杭州。然而在元朝末年色目军爆发亦思巴奚兵乱，导致外侨大量撤离，对外贸易中断而衰。
　　大都（今北京）是元朝的首都，在原来中都城的东北方建立新城，规模宏大，是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也是陆路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厢内外街道纵横，商肆栉比鳞次，工商业很繁荣，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
　　《元典章·户部·户计·籍册》中提到“斡脱户，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钦依先帝圣旨，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由此可以看出，在元朝，商人不仅待遇好，社会地位也有多提高。
　　正是因为元朝政府的宽松政策，给了商业空前的发展空间。即便是在元朝将“人分四等“的前提之下，依然出现了 “汉人、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发展，财富之数量日增，潜在之势力日大”的情况，可见元代政府对于地方管控的无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元代的商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造就了 “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垄亩之业，就市井之末”的景象。由于元代缺乏对粮食的有力把控，因而民间粮食贸易盛行。
　　在元代重商的大环境下，由唐宋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格局被打破，年轻人不再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目标大多转而经商，出现了 “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习成奢僭攘夺之风”。而元代这种重视商业，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也成为后世对元代“嗤之以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得不承认，元代确实有很多民间士子依靠经商成为巨富的例子。浙江宁波的夏荣达，原本生活困苦，后从事海上贸易，积累了财富。以致最后家财万贯，“定海之言富室者归夏氏”。更有扬州张文盛“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惫迁络绎，资用丰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充分地表现出了当时元朝政策的宽松以及商业的繁荣。
　　1.4 增加税种，加重税负
　　关于元朝的田赋，《元史·食货志一》说：“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这段话虽然并不确切，但至少说明了南北田赋制度的差异。中原田赋的征收大概始于耶律楚材辅政以后。在这之前蒙古帝国根本没有赋税之制。元朝行于江南的田赋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两税制。元朝人民还有一项很沉重的财政负担，即科差，是徭役向赋税转化的一种形式。
　　元朝的赋税制度南北相异，北方主要是税粮、科差，南方征夏、秋两税。窝阔台八年丙申（1236），更定赋税制度，史称丙申税制，基本上确立了元代在华北地区的赋税体系。忽必烈即位后，对赋役数额有所调整，并在申明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正税主要是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丁税和地税两项。地税白地每亩三升、水地每亩五升。以后又一律改为亩输三升；丁税每丁二石。各色户计分别按照不同的规定输纳丁税、地税之中的一种。官吏、商贾纳丁税。工匠、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户等验地交地税，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内者免税，逾此数者纳地税。一般民户大多数交纳丁税，中叶以后，在两淮、河南等地区，也有改征地税的。由于土地买卖、富户漏税等各种原因，在征收税粮时往往出现混乱和纠纷，经常有一户并纳两种税的情况发生。科差内容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丝料户一斤六两四钱。系官民户所纳的丝料全归政府；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民户所纳丝料中，有一部分经过政府转交给封主，其数额以每五户二斤为率，所以这一部分民户称为“系官五户丝户”。
　　包银每十户额当钞四十两，此外还要按缴纳包银的数额，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诸路官吏俸禄，即俸钞。各色户计，按编入户籍的先后、丁力多少、家业贫富等具体情况，缴纳税粮、科差的标准都有所不同。
　　灭宋以后，元政府没有把在北方实行的税粮、科差制度向南方推行，基本上承袭南宋旧例，继续征收夏、秋两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所征为粮食，也有一部分折钞征收，江南秋税的税额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差别较大。夏税一般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按一定的比率折输实物或钞币。江东、浙西自世祖年间就开始起征夏税，浙东、福建、湖广等地区自元贞二年（1296）起征。江南也有科差，即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和包银，江南征收包银的范围很小，时间也很短。
　　盐税收入，占全国钞币岁入的一半以上。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政府将工本钱发给灶户，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国家支配。盐场附近一般划为“食盐区”，由政府置局，按户计口发卖食盐。其余大部分地区为“行盐区”，由盐商向政府纳课换取盐引，到盐场支盐，再运到规定的行盐地区贩卖。岁课的对象是山林川泽的特产，如金、银、珠、铜、玉、铁、硝、碱、竹木之类。或设总管府、提举司等机构经理，分拨一部分民户从事采伐加工，或由民间自行开采生产，政府以抽分等形式收取税金。两种来源的收入都属于岁课收入。
　　杂课中还包括茶课、酒醋课、“额外课”等。商税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杂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征发的车牛人夫，以及里正、主首（农村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隅正、坊正（城镇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仓官、库子（为官府保管财物的职事人员）等职役。元代前期，民户以外的其他户计一般都不承担杂泛差役，按元政府规定，分配差役时，应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色户计的当役规定，不时变更，当役面有所扩大。元代的杂泛差役，是劳动人民十分沉重的负担。
　　元朝赋税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田赋税收制度。对蒙古族税收从轻,对汉族及其他民族赋税丛重。汉人负担重于女真人，镇人负担于蒙古人。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他赋税也南北各异。
　　元朝赋税的第二个特点是轻课工商业的政策。元朝对军户、匠户、站户实行优待,有一定限度的免税权，工商业税率较低，这就促使了元代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元朝还重视盐税，使商税和盐税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元朝赋税的第三个特点是赋税征钞制。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说明元代货币经纪发达,国家已经以钞为法定通货。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元朝还实行包税制(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负担，是一种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的税制。
　　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元朝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而官吏的额外苛敛更使民不堪命。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大起义。
　　元朝除田赋、徭役和工商税收之外，尚有一些名义上不是税，实质上相当于税课的征敛，如推派、度牒、土贡等等推派名目繁多，是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诸如郡县官吏为迎送上级官吏所备办的酒宴所需，及住宿陈之物，皆摊派于民;官吏俸钱也科派于本管民户;平江岁输海运粮所需布囊3万条，责成不产麻的绍兴制作而推派于民;甚至州郡失盗未获，所失之物，也由民代偿。这些摊派，往往使百姓困苦不堪，以致亡命他乡。日度牒，是国家对出家的僧、尼、道士的一种征敛。其制:禁上私自建造寺观庵院。僧道入钱50贯，给度牒，方准出家。至顺一年(公元133年)三月，曾给僧道度1万道。
　　此外，还有边疆部族对中央缴纳的贡和地方对中央所贡的方物。边疆部族对中央所纳的贡赋，通常在征服之后即规定了应纳的品种、数额。如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也先不讨平云南阿郎、可马丁等地，立路、府、州、县60余所，得户20余万，官其酋长定其贡赋。这些地区每年的贡赋数量颇为可观，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八番岩霞洞蛮来降，愿岁输布2500匹，至顺二年(公元131年)云南景东甸土官阿只弄，乞升甸为景，常外，岁增输金5000两，银700两，曲靖等路宣慰司管军万户府，岁输金350两，等等，至于地方官吏向中央所献方物，皆属当地土特产，一般为实物贡纳。
　　1.5 滥发纸币，通货膨胀
　　元朝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制，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比其他朝代为少。1260年元世祖发行了以丝为本位的交钞与以白银或金为本位的中统钞（中统钞没有设定流通期限），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虽然其后曾一度废除，但持续使用到元朝末期，成为元朝货币的核心的纸币。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兑换的时候征收两到三分的手续费（工墨钞）。 1276年由于元廷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价上涨，纸钞贬值。1280年，纸币贬值成为原来的十分之一。1287年物价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为了稳定物价，元廷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钞并行。1350年元惠宗又发行“至正交钞”，发行不久，贬值严重，物价暴涨。事实上，民间的日常交易、借贷、商品标价等多有用银的。这时使用的白银，主要是银锭和元宝。
　　元朝的货币主要借助于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往东流出到高丽和日本。在经济上，元朝与高丽可通过互市进行物资交流和钱币交换。韩国曾发现沉没在海底的装有大批元代的货物中国船只，这艘沉船有12个船舱，装有上千件瓷器，7万枚钱币。元朝时期，日本商人经常到闽浙海口来做生意，中国的海船也常常去日本，带去一批财物和钱币。
　　货币往南主要流出到东南亚各国。《岛夷志略》记载，元朝商人从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经商，带出一批财物和钱币；元代旅行家周达观写的《真腊(柬埔寨)风土记》写道，元朝的钱币、金银、铜器、锡器、漆盘、青瓷、麻布、雨伞、铁锅等等，在真腊到处可见；公元1294年暹国王来元朝访问，从此，元朝的商品、钱币，不断流出到现今的泰国。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都看到元朝商人带着商品和钱币，到印度南部的俱兰、狮子国、马尔代夫去做生意，货币流出到西北的钦察、伊利汗国。这两个汗国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统治，与我国元朝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十分密切，元朝钱币流出到这两个汗国的比较多。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朝派到伊利汗国的丞相孛罗，帮助汗国采用元朝的钞法，发行了纸币，通行全国，在汗国各地还设有钞库，负责发行及缗钞倒换事务。整个纸币的发行制度和钞票的形状，都是从中国元朝照搬去的。
　　此外货币还流出到中非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公元1253年，元朝宪宗年间，曾派亲王旭烈兀带兵到达叙利亚、埃及等地，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又派大臣到达马达加斯加、层摇罗国(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中国的财物、钱币，从此流人非洲。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里写道，中国元朝通用钞币，纸币大如手掌，—面印着皇帝的玉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元朝派景***带着书信、礼品、钱币，去耶路撒冷朝拜圣地，途中又受伊利汗国国王之托，首先到达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后又见到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来到元朝，回国后由他口述、作家鲁思蒂谦写的《东方见闻录》中，还专门讲述了中国元朝印刷、发行、市场流通使用纸币的情况，使欧洲人为之大开眼界。
　　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
　　作为一部不断扩张的军事机器，蒙古帝国同时也是人类史上一个早熟的纸币帝国，就在成吉思汗生命的最后一年，1227年，蒙古帝国在学习宋朝和金朝的基础上，开始发行了一种名为“会子”的纸币。
　　就在攻占南宋的这一年（1276年），蒙古帝国的纸币发行也已经走到了第49个年头，此时，由于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几乎完全是靠着对外扩张和野蛮掠夺，来支持滥发纸币、扩张军费的蒙古帝国，已经危机隐现。
　　与其他***更多是以金、银、铜等金属货币，作为国家主流通行货币不同，蒙古帝国和元朝却是自始至终，都以纸币作为国家的主流通行货币，并只有在后期才少量发行了部分铜钱，作为辅助货币进行流通。
　　尽管在1234年就已灭掉了在中国北方的金朝，但蒙古帝国征服南宋的战争却花了四十多年，而金朝在灭亡前也是由于滥发纸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亡国教训，对蒙古人也是一种近在眼前的提醒，他们明白，灭宋战争再拖延下去，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撑战争的蒙古帝国，迟早也会被拖垮，所以，他们迫切渴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此前，忽必烈在上位第一年的中统元年（1260年），大元境内的纸币发行量为7.34万绽，然而为了支撑持续的灭宋战争，到南宋被灭亡前，大元境内的纸币发行量已经急剧提升到了141.9万绽，在中国北方的原来金朝统治区，此前由于金朝统治者滥发纸币，人民生活原本就已困苦不堪，而忽必烈继续滥发纸币的行为，更是将大元的扩张战争有拖向深渊的走向。
　　作为一个让13世纪的欧亚人民为之震撼、战栗的帝国，蒙古帝国在忽必烈时期，开始分裂成为中国元朝、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等四大独立系统，而作为一个扩张性的帝国，元朝在97年的历史中（1271一1368年），有75年是在扩张战争中度过，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
　　在1276年灭亡南宋后，元朝又历时三年，最终在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彻底消灭了南宋的残余抵抗势力。随后，元朝又继续对外扩张，但在出征日本、越南、缅甸和爪哇等诸国的战争中，元朝却屡遭失利。
　　对于蒙古人来说，高强度的扩张战争所产生的巨额军费，是依靠滥发纸币来维持的，而一旦无法顺利征服战争指向国，和获得巨额战利品来抵销军费，那么这种滥发纸币引发的财政危机，也势必将反噬帝国的经济。
　　此前，蒙古帝国之所以能顺利地接连消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和金朝等国家，是因为蒙古帝国的铁蹄都所向披靡，这使得他们在不断的扩张战争中，得以通过对战败国的残酷掠夺，从而不断平衡掉滥发的纸币和巨额的财政赤字。
　　但一旦扩张战争无法取胜，那么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持国家运转的扩张型财政，也势必将无法持续。
　　因此，与其他帝国在大规模战争后推行“休养生息”不同，通过战争和掠夺来不断反哺帝国的大元，始终存在着巨额军费问题，仅仅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北征叛乱和南下进攻缅甸蒲甘王朝的战争中，大元帝国这一年的军费开支就高达至少50万绽之多，而这，相当于唐朝最为盛世的天宝年间全国年税收的整整10倍之多。
　　由于平定南宋后的其他扩张战争多数进展不利，这就使得依靠“滥发纸币支持战争，通过战争掠夺来平衡财政赤字”的大元帝国，它的战争逻辑已经进展不下去了，在此情况下，从忽必烈后期开始，元朝的通货膨胀问题，开始愈演愈烈。
　　在元朝成立初期，元朝政府还注意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但随着扩张战争的不断进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王恽就在谈论元朝的钞法时指出，元朝当时的物价在彻底征服南宋后仅仅三年，物价就已经上涨了10倍之多。
　　尽管国家从成立初期，就面临着巨大的财政亏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来自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这个直接从游牧文明进入农耕文明，和从奴隶经济一下子跨越到封建经济的草原帝国，却希望建立起一套一直到工业文明时代才通行全球的货币经济，通过滥发纸币，元朝统治者们以为，任何财政问题，都不是什么难事。
　　到了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执政时期（1295一1307年），元朝国库残存的少得可怜的93.7万两白银，这些本来是要用作纸币发行准备金的元朝压仓宝，也被忽必烈的孙子拿来挥霍掉了。
　　在征服南宋以后，由于其他扩张战争频频受挫，这就使得严重依靠战争掠夺的元朝财政收支持续入不敷出，尽管如此，统治者骄奢浪费的毛病却始终改不掉：当时，仅仅元文宗（1304一1332）在元大都（北京）皇宫中所豢养的狮子老鹰等珍禽异兽，一年吃掉的肉就要花费1万多绽纸币，而当时元朝国库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才300多万绽。
　　元朝天历二年（1329年），当时元廷赏赐宫中卫士13000人每人4000贯纸币，共计5200万贯，仅仅这一次赏赐，就相当于宋朝初年全国三年的财政开支。
　　在这种严重的挥霍浪费中，面对巨额财政窟窿早已无法兜底的元朝政府，只好通过疯狂印钞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至元年间（1264一1294年），元朝财政开支的90%以上，就必须要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撑了。
　　尽管历代王朝覆灭，都与财政危机有着密切关系，但与此前的其他朝代相比，元朝的财政危机非常特殊。
　　此前，历代***的财政收入，无论是汉唐还是两宋，来源主体都是农业税和人头税，并且以征收实物为主。但与此迥然不同的是，作为游牧部落出身的元朝，从来没有重视过农业税，元朝自始至终的财政收入，都是以货币形式的商业税为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依靠盐税。
　　当时，元朝依靠国家垄断盐业经营，最高时可以获得每年760万绽的纸钞收入，而盐税收入，也占到了元朝财政收入的大约80%。
　　不仅是盐价高企，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滥发纸币导致巨额通货膨胀，当时米价相比元朝刚刚征服南宋初期，更是上涨了六、七万倍之多，由于纸币严重贬值，当时民间交易买个小东西，也必须用车子载着一堆纸币去买。
　　货币贬值到了这个地步，人民已经无法生活，纸币也基本失去了流通功能，在此情况下，元朝纸币也基本成了一堆废纸，老百姓被迫回到原始经济社会，进入实物交易状态。
　　当时，由于元朝国家发行的纸币已经完全失去信誉，民间很多商铺甚至被迫用竹签等工具自己发行代用货币，以进行简单的邻里交易，在这种状况下，整个元朝社会的商品生产也日渐萎缩，最终，整个元朝的纸币制度在运行九十多年后，逐渐崩溃。
　　而每当一种货币贬值混乱，元朝就会发行另外一种新货币来取而代之，元朝在其97年历史中，共发行了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钞、至正钞等四种货币，结果就是货币越发越乱，币值越来越低。
　　面对纸币贬值成为废纸的局面，元朝政府除了继续强迫人民使用纸币外，税负也大幅提高了二十多倍以满足财政开支。
　　至此，元朝财政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局，就是滥发纸币导致严重通胀，严重通胀又迫使朝廷继续滥发纸币，这种无法解套的死循环，最终将元朝子民逼上了绝路。
　　在严重通胀的情况下，当时元朝境内的百姓即使是在丰收时节都难以过活，更遑论遇上天灾的背景，到了元朝末年，持续不断的洪水、旱灾、饥荒接连袭来，以致人民大量死亡和逃亡迁徙，已经到了“朝不保夕，暮不敢保晨”的地步。
　　元代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特殊时代。它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是由游牧民族所建立。是建立在落后民族击败先进民族的胜利之上的。占据中原的蒙古人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因而不能完全照搬汉族的制度，因此其政策多蒙汉杂糅且“朝令夕改“不能长久。再者元朝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元代一直试图调节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但始终没能成功。这也是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在元朝时期，他们既没有调节的能力也没有达到调节的时机，因此许多政策都难以真正贯彻实施，这就造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力大打折扣，为社会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时期。元代的商人正是抓住这一时机，建造起了空前繁荣的商业帝国。